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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只要择校存在家长的焦虑就解决不了

发布时间:2021-09-12 浏览次数:

  7月24日,“双减”政策落地,力度前所未有。校外培训遭到整顿之后,长久难解的教育资源均衡化命题,也随之再度浮出水面。近些年,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,伴随着公办学校的掐尖,民办教育的扩张,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的不断壮大。

  “双减”政策会给中国义务教育带来怎样影响,民办教育又将走向何方?就这些问题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如何评价校外培训机构,其本身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?规范和整治教培产业能不能缓解家长的焦虑?

  杨东平:内地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到今天,其规模和功能已远远超越了培训机构本应有的面貌,这样的样态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没有的。近些年,由于资本加持,国内的校外培训机构力量已超过很多学校自身,体量也越来越大,疯狂逐利。本来作为学校教育衍生的教育活动,最后反噬、绑架学校教育。政府要下很大决心才能改变这种局面。

  但正常的课外培训从来都有必要,其包括两个功能:一者是补差,一者是陪伴。很多家长将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,并不指望其学到什么,只是希望有人陪他写作业,到家长下班时再将其接走。在台湾,补差又被称为补救教育,是政府行为。老师首先甄别每个班有几个后进生需要补课。每周有两到三个下午,学校会在日常授课老师以外,安排专门老师对这些学生补习。付给老师的酬劳也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支出。

  把培训机构全部消灭了以后,是不是家长们的焦虑就消除了?其实,家长的焦虑是由择校而引起,培训机构只不过放大了焦虑。只要择校存在,家长的焦虑就解决不了。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后,问题就回到公办学校自身。能不能做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和公平招生,这才是关键,做不到的话家长照样焦虑。

  在日、韩及中国台湾地区,义务教育阶段都没有所谓的名校,这是义务教育所要求的。义务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视同仁的教育。没有择校的需求,就没有课外培训。把公办学校做均衡了,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第一位,公办资源不均衡,正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所有症结所在。

  杨东平:自上世纪50年代,中国就开始施行重点学校制度,公办学校系统形成了一批重点学校。这些重点校在1986年《义务教育法》颁布以后就变得不合法,但变相的重点学校始终存在,某种意义上,还在不断壮大。从当地政府来讲,也希望有几所拿得出手的像样的学校。

  从另一个维度来讲,一些有家庭背景的子女在这样的重点学校上学,这本质上是一种特权教育。国内有着等级化的学校制度,学生家庭背景和学校等级非常相关。利益阶层愿意保持这一制度。

  杨东平:首先是就近入学,这肯定是均衡学生资源最关键的措施。近些年,小升初的秩序已大幅改善,但择校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  我觉得义务教育阶段,招生应更加公开透明,保证公平公正。只要存在点招,实际上就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。

  除了生源,还有经费问题。从公共教育拨款来看,每所学校都享有生均拨款,这是平等的。但实际上,各个学校还可以另外获得一部分拨款叫专项建设经费,经费来源可以是教育部,也可以是各市区。专项经费的数额往往是很大的,甚至远远超过生均拨款。在教育经费配置上,我们仍存在着很大的不公。在美国和韩国,如果想要申请经费创办一所创新学校,一个原则是,经费将优先用于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。依照教育公平理念,资源应向那些最薄弱学校倾斜。在国内,很多时候是资源向重点学校倾斜,锦上添花,重点学校就会越做越大。

  由于经费倾斜,重点学校能获得更多教育资源,可以聘请更多特级教师、优秀教师,教师待遇也远远高于普通学校老师。这又带来下一个问题,就是教师流动的障碍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民办教育也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怎样评价过去40年来,民办教育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?

  杨东平:民办教育发展之初,国内将其定位为拾遗补缺,即利用社会资源来扩大教育资源,弥补公办教育资源的不足。时至今日,这一任务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完成,而在这些地区,民办教育的作用发生异变,一些民办学校和公办校竞争生源,造成基础教育系统分裂。有的公办校成为民办学校的备胎,这肯定是不合理的。

  民办学校中,有一类叫“公参民”学校,是指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。这样的学校本身就是不合法的。其运转模式是公办学校通过民办学校营利、跨区招生,在全国各地举办分校等,这就是典型的衡水中学和衡水一中的关系,衡水中学所创立的超级中学模式。这也是国家目前整顿的一个方向。

  8月26日,在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小学,教师整理分发好的新学期教材。图/新华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最近,多地教育部门发文,要将当地民办义务教育占比控制在5%以内。最新颁布的《民促法实施条例》中还规定,民办高中应主要在学校所属范围内招生,符合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规定的可跨区域招生。对此你怎么看?

  杨东平:首先说占比5%的规定,这相当于对民办教育“瘦身”。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,在欧洲国家,民办义务教育的比重通常在3%~7%,日本是2%。而且,国外民办学校规模都很小,不会像国内民办校一样依靠资本加持,以上市为目的,追求大体量,跟公办校形成竞争性关系。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选择。

  但多地制定5%的依据从何而来尚不可知。如果各地制定相同比例,这肯定是简单粗暴的。因为各地差异非常大,有些地方是外来人口流入地,比如东莞,民办教育体量非常大,而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就没有民办校,所以各地具体比例的确定应把握一个总体的原则,但同时有弹性,各地可依照实际情况,有自主权来调整,而不是一刀切,直接将民办校都关停。

  至于《民促实施条例》中民办高中跨区招生的规定,相当于做了一定妥协。但总体而言,像以往那样野蛮的跨区招生将会得到遏制,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。衡水中学这样超级中学未来会怎样发展还不好说,毕竟它已经成为河北地区的品牌。我的希望是衡水中学和衡水一中逐渐正常化,变成两所独立的学校,将捆绑招生的链条切断,招生规模得到控制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中国民办教育的未来会走向何方?你也提到过大民办教育,这一理念如何理解,怎样实现?

  杨东平:中国民办教育一定要摆脱资本化方向,回归到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本质上来。但我们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,又非常难。我们国家办学门槛太高了,整体来说,中国教育举办权并没有开放,这也使教育家办学难以实现。不久前,我走访一所民办学校,学生只有200人左右,属于小规模学校,但要满足办学条件,获得办学资质,要投入6000万元。在丹麦,任何一个家长都可以举办学校、幼儿园。该国的普惠性幼儿园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,只要招满18个学生,持续办学一年以上,就可以合法化,获得政府占办学成本70%以上的财政支持。这就叫主权在民,开放教育,这也是大民办教育的实质。如果中国能够允许家长、社区自主举办小规模学校,中国教育的多样化和创新性能得到一部分有效解决。

  从国外基础教育改革经验来看,另一项重要改革是公办学校的体制改革,促使其成为创新型的学校。就像美国的特许学校、韩国革新学校、中国台湾实验学校的改革一样,保持学校公办性质不变,教育局和学校签订契约,设立一定的改革目标和考察期限。学校有办学自主权,做创新实验,教育局逐年评价,达成目标继续办学,否则办学自主权被收回。公办学校体制改革在中国内地还没有启动,但这是趋势,有助于公办学校形成自身的活力和多样性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两年,中考也引发公众热议。多地中考录取率在50%上下,被称为一考定终身。同时国家政策层面还有普职比大致相当的规定,这被认为对学生在高中阶段进行普通高中和中职1:1的分流,你怎么看这个政策?

  杨东平:在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,升普高的比例是不一样的。上世纪90年代以前,大部分农村地区,升普通高中比例是非常低的。一个县就一所普通高中,大概只有1/3学生能升普高。到2019年,全国范围内,免费心水868811.con高中阶段普职比大致为6:4。但各个地区又有所不同,北部一些省份普高比例更高,超过60%,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在50%左右。

  产生差异原因或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及市场、产业对于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和吸纳能力。因此普职比绝不仅仅简单是做一个规划,要求1:1的前提,是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和就业岗位。强行规定普职比,会进一步加剧教育恐慌,除非职业教育做得非常好,有很大吸引力。即便职业教育发展很好,也不宜用普职比去规范。在国外,这种比例是自然形成的。

  近两年中职招生人数增加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开通了3+2的中职升大专的通道,也就是说报考人数的增加是为了升学,而非面向就业。这也和引导学生更多选择职业教育的初衷有偏离。

  在眼下,中职教育的水平是非常差的,学生学不到什么东西。从产业升级和发展来看,中职生不太符合需求,所以以后对普通劳动力的要求应是高中毕业,包括更多技能型人才,应在高职这个阶段来培养,而不是在中职。

  就职业教育而言,一个非常基本的前提,必须依托企业和产业来办,而不是教育局办,教育局只能办普通学校。因为办职业学校的成本是普通学校的三倍左右。中国中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,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能办出好的职业学校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最近大家还在讨论高中是不是该纳入义务教育,或者实行10年义务教育,对此你认同吗?

  杨东平:这里面还是涉及教育经费的问题。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是,如果要延长一年义务教育,首先应延长的是学前,即学前一年免费,这也是全世界通行的做法。因为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和它的社会整体收益远远高于高中教育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觉得下一步教育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点是什么,亟待改变的教育生态要素是什么?

  杨东平:中国的教育改革有两个基本诉求,第一是解决当前的热点难点,义务教育的公共性,小升初竞争等。第二,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。但就现阶段而言,首要还应解决第一个问题,并且要设立有限目标。

  首先是小学和幼儿园阶段,初中和高中教育的问题应放在第二位。尤其小学教学,涉及千百万学校和教师的行为。作业量光靠发文很难改变,地方政府、学校的教育行为、教育评价也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。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抓学校排名,升学率。此轮“双减”政策前,上海很多小学数学考试最后一道附加题就是奥数题,这样的考试评价就是在给家长施加压力,让其带孩子去参加校外培训,超前学习。

  现阶段,理论上小升初已没有选拔性考试了,但初中还在搞点招,因此要把公办初中不规范的行为管住。就高中教育而言,理论上,随着中国少子化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越来越高,上大学已经不是问题,可以解放大多数的学生。